第四百八十五章 通州血战 (第3/3页)
打胜仗。等北京收复之后，再议此事。”
话虽如此，他心中已有蓝图。若北京为京师，南京为陪都，保留一个精简的行政班子，仿后世的“双首都”模式，或许是最佳选择。但这需要宪法框架下的制度安排，而非他一人说了算。
王瑾开口了，依然是他那精于计算的口吻：“国公，北直隶的赈济粮草，户部已在筹备。目下江南仓库存粮三百六十万石，可调一百万石北上。但有一个难处——山东虽已光复，运河部分河段年久失修，漕运能力有限。若水师不能完全封锁渤海，海运又有风险。用陆路转运，耗费糜巨不说，时间也长。”
“郑森若能拿下天津港，漕粮便可从海路直运。”朱炎道，“此事已列入计划。”
“那便稳妥了。”王瑾埋头盘算，“一百万石粮食，够北直隶百姓三个月之用。三月之后，夏粮登场，便可就地征集。”
几人正商议间，侍从入报：“郑森将军的密使到了。”
朱炎立即传见。来的是郑森的副将，一路风尘仆仆，呈上书信。
朱炎展信细读。郑森在信中禀报了两件大事：其一，水师已于二月十二出海北上，预计二月廿五前后抵达天津外海；其二，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达成一项新协议——荷兰以十万斤铜料和最新式航海罗盘技术，换取在广州、泉州、宁波三地的有限通商权，但不包括福州，因那里是西班牙觊觎之地，郑森有意留下牵制。
朱炎读罢，眼中闪过一丝赞许。郑森成熟了，不再是那个意气用事的年轻将领，而是一个善于平衡利弊、懂得用贸易换取战略资源的统帅。
“回复郑将军：协议可行，但需加一条——荷兰人必须承诺，不向清廷残部及西班牙提供军事援助。若有违反，通商权即刻收回。”
“另外，”朱炎继续道，“告诉郑将军，朝廷正考虑在工部之下设立‘海疆司’，专管海外贸易、舰队建造、侨民保护。此事非他莫属。待北伐功成，便正式下旨。”
副将领命而去。
二月廿五，杨震率部抵达山海关外三十里的抚宁。
这一路北上，官道上到处都是清军北撤留下的痕迹——遗弃的车辆，砸烂的辎重，杀死的驮马。路边不时可见冻饿而死的清军老弱妇孺。冬天的北直隶太冷了，那些在深宫大院里养尊处优的满清贵族，根本承受不住这样的长途跋涉。
杨震心情复杂。他是军人，杀敌时从不手软。但看到路边冻死的老人孩子，仍不免心生怜悯。他命人将尸体收殓掩埋，又在抚宁城外设了个粥棚，收容掉队的清军老弱。
“督帅，”石阿豹臂上的伤已结痂，但绷带尚未除去，“探马来报，山海关内有大队人马正在集结——看旗号是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人数约两万，还有大量辎重车队。看起来，北京城里的清廷核心已经撤到关外了，吴三桂正在断后。”
“多尔衮呢？”杨震问。
“还不确定。有俘虏说多尔衮还在北京，也有说已经随顺治小皇帝撤往盛京了。”
杨震沉思片刻：“不管多尔衮在哪里，我们必须堵住山海关。若让关宁铁骑退回辽东与八旗汇合，日后必成大患。”
他展开地图。山海关东临大海，西接燕山，城关坚固，易守难攻。以他目前的兵力，强攻山海关无异于送死。但若只是堵住关门，不让清军安然北撤，却可以做到。
“传令：在抚宁通往山海关的官道上，挖三道壕沟，设拒马、鹿角。另在燕山余脉的几处隘口设伏，防备清军从山路绕行。”杨震下令，“给我死死钉在这里，盯住山海关。一座关，数万兵，总有耗不住的时候。”
就在杨震到达抚宁的同一天，郑森的水师出现在了天津外海。
五十艘战船排开阵势，遮天蔽日。旗舰“镇远号”桅杆上挂着“大明水师提督郑”的巨大旗帜，在海风中猎猎作响。
天津港内，清军残存的水师早已闻风而遁，只留下十几艘破旧漕船。郑森不费一兵一卒便占据了天津港，并立即派人修复码头，准备接应从海路运来的粮草。
他在旗舰上召开会议，副将禀报道：“将军，据渔民和商人提供的情报，清廷的北撤分为两路。陆路经山海关去盛京，海路则从营口、金州等地用小船分批渡海。先撤的是老幼妇孺和档案典籍，八旗精兵留在最后。目前海路撤退已近尾声，陆路仍在进行中，估计还有两三万军民堵在山海关以南。”
“山海关以南……”郑森展开海图，目光落在辽东湾最北端的海岸线，“若要阻断陆路北撤，只有攻占宁远、锦州，切断辽西走廊。这超出了水师目前的能力范围。但我们可以做到另一件事——派一支船队沿海岸巡逻，遇有小股渡海船只，直接击沉。逼他们全部走山海关，然后让杨将军慢慢关门打狗。”
副将点头称是，迟疑了一下又道：“将军，还有一事。朝鲜方面有动静了——据潜伏在汉城的细作禀报，朝鲜国王虽已向大明朝贡，但其朝中亲清派势力不小。近日有朝鲜水师在鸭绿江口集结，似有接应清军渡江之意。”
郑森眉头紧皱。朝鲜若出兵接应，情况就更复杂了。他沉声道：“派两艘快船去汉城，以大明水师提督名义，递交国书。告诉朝鲜国王——大明已基本光复中原，清廷退往辽东不过是苟延残喘。若朝鲜执迷不悟，协助清虏，待中原事定，天兵渡江之日，悔之晚矣。”
二月底，宣府城外。
玄青接到朱炎的急令后，立即调整部署。他令王辅臣率宁夏骑兵继续围困宣府，自己与马守应率主力东进，直插居庸关至古北口一线。
他骑在一匹瘦马上，道袍外罩着一层皮甲，须发被寒风吹得凌乱，但目光依然清亮如水。身旁的马守应麾下回兵骑兵在山道上迤逦而行，雪亮的弯刀映着日光。
“道长，”马守应策马上前，“前面就是居庸关了。关内清军守军不到三千，又多为绿营。依末将看，劝降即可，不必强攻。”
玄青点头：“派使者去。告诉守将，大明豫国公有令：降者赦其罪，编入新军；顽抗者，城破之后，不论满汉，皆以叛逆论处。”
使者入关半日便带回了好消息：居庸关守将愿降，只求保全城中军民性命。
居庸关一降，清军从北京北撤的通道中，最重要的一条便被堵死了。如今从北京往北，山海关被杨震堵住，居庸关被玄青堵住，只剩下古北口、喜峰口等几条险峻的山谷小路。那些小路骡马难行，大军辎重根本无法通过。
北京，被彻底围死了。
三月初三，朱炎率后续大军抵达保定。
保定是北京的南大门，距北京只有三百里。朱炎在此驻扎，把指挥部从南京前移到了前线。随行的有周文柏、王瑾，以及格物院的宋应星和一批技术骨干。
宋应星不是来打仗的。他是奉命来考察北直隶的农田水利，为战后重建做准备。
这天，朱炎在保定府衙召集会议。与会者有周文柏、宋应星，还有从各地赶来的地方官员。议题只有一个：北京光复后的善后事宜。
“北直隶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田地荒芜。”朱炎开门见山，“收复北京之后，首要之事不是庆祝，是安民。户部已从江南调拨一百万石粮食，将在天津港卸船，经陆路运抵北京。沿途各县需设粥厂，收容难民，组织春耕。”
周文柏接话：“吏部正在遴选北直隶各府县的官员人选。眼下最缺的是能干事、肯干事的循吏。江南新政培养了一批青年官员，可择优选派北上。另，特科中也有不少燕赵子弟，愿回乡效力。”
朱炎点头：“准。另传令给徐阁老，请他以‘三朝元老’的名义，写一篇《告北直隶士绅书》。告诉他们：朝廷回来，不是来秋后算账的。凡是在清廷治下未曾助纣为虐的士绅，一概既往不咎。若有曾为清廷效力但无血债者，只要上表谢罪、归顺朝廷，亦不追究。只有屠杀百姓、献城投敌的首恶，才依法论处。”
这番话看似宽仁，实则绵里藏针。江南的钱谦益、鲁王之乱还历历在目，朱炎深知，若不能分化北方士绅，让他们心怀希望，这些地方实力派迟早会成为新政的绊脚石。给他们出路，但也要划底线——有血债的，一个不赦。
三月初六，朱炎从保定北上，进驻涿州。此地距北京只有百里。
当晚，涿州大营的中军帐内灯火通明。各路将领的军报如雪片般飞来，堆了半张桌案。
杨震的军报：已钉死山海关，吴三桂数次出关探路，都被壕沟、拒马和明军的炮火挡了回去。吴三桂亲自率骑兵冲了三次，折损千余人，未能突破。
郑森的军报：水师已完全封锁渤海湾，击沉了十几艘试图偷渡的清军船只，俘获满清贵族及随从两千余人。天津港正在接收江南漕粮，第一批粮船已靠岸卸货。
玄青的军报：居庸关已降，古北口残敌也已肃清。各部正在燕山各个隘口设卡，确保清军不能从山路北窜。
万元吉、李定国的军报：川军精锐已过洛阳，正在向邯郸方向推进，预计三月中旬抵达北京南郊，完成最后一面的合围。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朱炎放下最后一份军报，起身走出大帐。
春风拂面，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涿州的田野上，有农人正在扶犁耕田。战乱似乎没有完全打断这里的生活，老农看到帐外的明军旗帜，远远地跪下磕了个头，然后继续赶着牛犁地。
朱炎看了许久，对身旁的周文柏说：“打天下难，治天下更难。等北京收复了，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周文柏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眼前这片刚刚从寒冬中苏醒的土地，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
崇祯十九年，三月初六。
春天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