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品重醴泉 (第2/3页)
三年不收果，头五年产量低，到了第十年才稳定下来。前十年里，你每天看着它长，可你不知道它能不能酿出你想要的酒。“他顿了顿，像是在确认自己说的话是否准确，“像等人。“
孙中山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这句话。他转身沿着葡萄架中间的土路往前走，步伐不快，偶尔停下来看看某棵藤的枝干走向和几簇果实的排列。走到一片斜坡处时，他停了下来，回头望了一眼来路的方向，像是在数自己刚才走了多少步。“这一片，种了多少年了？“
“十五年了。头一批从根瘤蚜里活下来的树就在这一片。“张振勋走到他旁边，也停下来，“那年差点没保住。挖掉了快一半，后来又从头嫁接。
孙中山听了，目光在那片翠绿的叶冠上停留了片刻。他没有再问什么，继续往前走。
张振勋在旁，边走边指给他看——左手边那片坡地是第一年种的雷司令，右手边那片迟了两年，是赤霞珠和品丽珠混种，低洼处种的是白玉霓，因为怕涝，垄面抬高了半尺。
孙中山走得很慢，每指到一处就会停下来看一看，偶尔蹲下去摸一把土，在指腹上捻开，闻一闻。“张先生，这土跟波尔多的比，怎么样？”
“比波尔多干一些。”张振勋说，“可烟台的雨水少，葡萄的糖度比波尔多高半度左右。各有各的好。这里的酒不像欧洲的酒，有自己的特点。”
孙中山站起来拍掉手上的土。“有自己的特点就好。一个国家也好，一瓶酒也好，最怕的是没有自己的特点。”
沿着田埂走了一圈，一行人走向酒窖。酒窖入口在厂区西侧，半隐在一排茂密的紫藤架后面。门是两扇厚实的橡木门，推开的时候发出沉闷的吱呀声。走进去大约三级台阶后，光线骤然暗了下来，只有墙壁上每隔几步亮着一盏油灯，把整条甬道染成一团昏黄而均匀的暖色。空气的温度也变了——比外面低了至少五六度，带着一股潮湿的、沉稳的、混合了橡木和酒香的气息。甬道两侧的墙面上垒着巨大的花岗岩条石，色泽偏冷，在油灯的光线下泛着淡淡的银灰色；拱顶约莫两人多高，由几道粗粝的弧线收拢而成，像一座被埋在地下的教堂的中殿。
张振勋领着孙中山走下那道他走了二十年的石阶。孙中山的脚步声在甬道里回荡着，一步比一步深入地下。当他的脚踩到酒窖底部的地面上时，他站在窖中央举目四望，看见了那些整整齐齐排列着的橡木桶和头顶那一道被石匠的手一块一块垒起来的拱形穹顶。他仰起头看了很长时间。
孙中山抬手触了一下身边的石壁，掌心贴着那面光滑而冰冷的条石表面，感受着从地底深处渗上来的、恒定的凉意。“这个窖，很深。“
张振勋说，“七米深，拱顶石砌，恒温恒湿。前前后后修了差不多十年，是客家工匠修的。”
“张先生，”他在那片被烛光和黄铜吊灯微微照亮的静谧里说，“您修这座窖的时候，想过它能撑多久吗？”
“三百年。”张振勋说，“这窖要顶三百年。现在才过了二十来年，即使我看不到了，可这窖还在。”
孙中山没有接话。他把手贴在一只桶的侧壁上平放着，感受着桶壁上传来的微凉而恒定的温度，像在听一只巨大的、安睡多年的乐器正发出持续的、几乎听不见的和弦。
巴保从角落里端来一只托盘，上面放着三只品酒杯和一瓶刚开封的酒。那只酒瓶是深绿色的，标签上印着“张裕——可雅”字样。巴保按规矩先给孙中山倒了小半杯，然后倒给张振勋，第三杯留给自己，立在托盘旁边。孙中山接过那只品酒杯举到眼前对着灯光看了看，杯里的液体是一种介于桔红和金黄色之间的、带着一层细腻的光泽。他转了转杯子，让杯壁挂上薄薄一层酒痕，然后凑近了闻，闭着眼，片刻后睁开。
“张先生，”他说，“这杯酒，我要慢慢喝。”
孙中山举杯抿了一口，含在嘴里停了一会儿才咽下去。那道舌尖的多层次变化，果香充盈，咽喉间又传来彭拜激烈的扩散，他的轮廓在酒窖的昏暗中极轻地动了一下。他把杯放下，目光却还留在杯中。“我喝过不少酒——法国的、德国的、葡萄牙的。那些酒好，可它们不是在这个地方的土里长大的。而这一杯，它长在烟台，在这个有着很多风和较少的雨水的山坡上。它有自己的味道。”他抬眼看向张振勋，目光里有一层很薄的光，“您在烟台做成了别人以为中国人做不成的事。我替这个国家，谢谢您。”
张振勋端着酒杯的手，在那一瞬间微微抖了一下。酒面泛起一圈极细的波纹，在烛光里一闪就平了。他想说“这不算什么”，可那句话到嘴边的时候发现自己说不出来——因为那些被他说了太多次的、轻飘飘的谦辞，在这一刻的灯光下，都显得太薄了。
“孙先生，”他说，“我办酒厂，最大的困难，不是技术，不是资金——是信心。中国人不相信自己能酿出好酒，洋人不相信中国能酿出好酒。我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个‘不相信’。”
孙中山听着，手里的酒杯放回了桌面上。他没有马上回答，先看了那只杯里残存的酒液一眼，然后在灯影里把目光移向张振勋，缓缓地开口说：“革命也一样。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能共和，不相信我们能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但我相信。我信，所以我去做。”
张振勋站在他对面。那根被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