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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4章:回忆往昔,身不由己与时代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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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4章:回忆往昔,身不由己与时代局限 (第3/3页)

学手艺的你哥……我心里也跟针扎一样……可我能怎么办?一个丫头片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你哥不一样,他是男娃,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好,我们全家才能好!这道理,从我嫁过来那天起,所有人都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也是这么信的!”

    她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这压抑在心中几十年、或许连她自己都未曾清晰面对过的、扭曲而残酷的“道理”。然后,她像是被抽空了所有力气,瘫软在病床上,大口喘着气,眼神里的激动慢慢褪去,只剩下无尽的疲惫和一种深切的、近乎绝望的悲伤。

    “后来……你们都走了,越走越远,越来越好……我知道,你们心里恨我,怨我……我不怪你们……是我这个当妈的……不配……”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不可闻,“我就是个没见识的农村妇女,一辈子……都被这穷,被这老观念,捆得死死的……我以为我厉害,我能干,我能把这个家撑起来……可我撑来撑去,把儿子惯成了废物,把女儿……都推得远远的……”

    “临了临了,躺在这儿,动不了,说不了,才知道……才知道怕……才知道,这辈子,我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最后这句话,她几乎是含在喉咙里,伴随着泪水,无声地嘶喊出来。

    病房里一片死寂。只有仪器单调的滴滴声,和王秀英压抑的、破碎的抽泣声。阳光斜斜地移动着,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微尘,也照亮了病床上那个苍老、枯槁、被泪水浸湿的脸庞。

    张建国早已是老泪纵横,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耸动,发出压抑的呜咽。这个懦弱了一辈子的男人,此刻除了哭,似乎找不到任何其他方式来面对妻子迟来的、血淋淋的剖白,以及自己在那场悲剧中同样无法推卸的、沉默的共犯角色。

    张艳红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捏着已经凉掉的毛巾。母亲的话,像一把生锈的、钝重的钥匙,强行捅开了那扇她一直不愿、或者说不敢完全打开的记忆之门。门后涌出的,不仅仅是过往的委屈和怨恨,还有那些被她刻意忽略的、属于母亲的另一面——那个同样被贫困、被陈旧观念、被时代洪流所裹挟、所塑造、所扭曲的、挣扎求存的普通农村妇女。母亲的“狠”和“偏”,并非天生,而是在那样一个贫瘠、落后、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环境里,一个没有文化、没有选择的女人,所能找到的、或许唯一能让她感到些许“安全感”和“掌控感”的生存策略。这策略是错的,是愚蠢的,是残忍的,伤害了她和姐姐,也最终反噬了母亲自己。可是……在那样一个时空背景下,一个王秀英,又能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

    恨,依旧存在。那些伤害,是真实的,深刻的,早已刻进了她的骨血里,塑造了今天的她。但此刻,在这充满了病痛和死亡气息的病房里,面对着这个褪去所有强悍外壳、只剩下苍老、虚弱、悔恨和恐惧的老妇人,那纯粹的恨意,似乎变得有些……无处安放。它并未消失,却仿佛与一种更复杂的、带着历史尘埃和时代叹息的理解,缓慢地、痛苦地交织在了一起。

    韩丽梅始终沉默地站着,背脊依旧挺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她的目光,深深地、沉沉地,落在母亲那泪流满面的脸上,仿佛要将这张脸,连同那些带着血泪的、迟到了数十年的剖白,一同刻进心底最深处。母亲的话,没有为她过往所受的委屈和剥夺做任何开脱,反而以一种更残酷、更赤裸的方式,揭示了那一切背后的荒诞与无力——那不仅仅是一个母亲的偏心,更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种生存困境,施加在无数个“王秀英”身上的、难以挣脱的枷锁。母亲是加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是那个扭曲观念的践行者,也是其下可悲的牺牲品。

    理解,不等于原谅。但理解,或许能让人在恨的废墟上,看到一丝历史的、悲剧性的荒诞,从而获得一种超越个人恩怨的、更苍凉的视角。

    王秀英似乎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再次昏睡过去,脸上泪痕未干。病房里重新恢复了寂静,但那寂静之中,却仿佛有无声的惊雷滚过,在每个人的心头,炸开了深深浅浅、难以愈合的沟壑。

    张艳红默默地拧干毛巾,继续为母亲擦拭脸上的泪痕,动作轻柔。韩丽梅缓缓走回窗边的椅子,坐下,目光投向窗外小县城灰蒙蒙的天空。张建国依旧捂着脸,无声地流泪。

    阳光继续移动,渐渐西斜,将病房里的一切,都拉出长长的、沉重的影子。那些关于过往、关于时代、关于一个农村妇女在命运洪流中扭曲而痛苦的挣扎的诉说,像一层看不见的尘埃,悄然落定,覆盖了病房里每一寸空气,也覆盖了每个人心头那从未真正愈合的旧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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