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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3章 俾斯麦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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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63章 俾斯麦的早餐 (第2/3页)

鼠疫》,那这本书在大学生中间的传播速度会更快。

    普特卡默把几份报告摊在桌上,对贝克尔说:「把《鼠疫》的内容摘要编进下一期的《有害出版物观察月报》。」

    贝克尔愣了一下:「先生,这本书没有违反《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也没有任何叛国的内容。它只是一本,写的还是法国的事。编进月报会不会」

    「我知道。」普特卡默打断了他,「所以不归入现有的类别。新设一个类别。」

    「什麽类别?」

    普特卡默想了想:「「借虚构叙事攻击国家行政效能与宗教秩序』。」

    贝克尔拿起笔,把这句话记了下来。他不太确定这个类别是否成立,但他知道普特卡默不是那种随便做决定的人。

    这位高级文官在出版物监控领域干了十五年,每一步都走得很谨慎。

    「还有一件事。」普特卡默说,「通知各邦海关,从法国入境的书籍邮包要抽查,如果有《鼠疫》就登记一下,但不要没收。

    谁寄来的,寄给谁的,寄了多少本,都要记下来。每两周汇总一次报给我。」

    贝克尔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普特卡默看着窗外的柏林天空。他想起十年前,俾斯麦推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时候,他刚从基层调来柏林。

    那时候的监控工作很简单一抓到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就禁,抓到宣传册就没收,抓到集会就驱散。一切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一切都可以用「维护国家安全」来解释。

    但现在不一样了一一社会主义者学会了躲藏,他们的报纸从德国境内搬到了境外,他们的宣传册用上了各种花哨的伪装。

    而《鼠疫》这种书,虽然既不是社会主义宣传,也不是无政府主义传单,但却比那些传单更让普特卡默不安。

    传单只是告诉人们应该反抗,但这本书让读者自己去想:如果有一天灾难来了,我们的政府会做得更好吗?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普特卡默也不知道。

    八月底,巴黎,德意志帝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卡尔·冯·德·海德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刚刚写完的报告。

    他拿起羽毛笔,在最後一段又加了几句话,然後签上自己的名字,把报告塞进信封。

    他出生在波恩的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古典学教授,母亲是钢琴家。他从小在法德两种文化里长大,法语和德语一样流利。

    三十五岁那年他进入外交界,很快就调到巴黎。这个位置很适合他一一他懂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也知道怎麽描述给柏林听。

    这份报告是例行的文化观察,每两个月提交一次。海德在报告里梳理了法国文坛最近的变化:雨果去世後的权力真空,左拉和莫泊桑新书的反响,以及过去一个月真正震动巴黎的大事一一莱昂纳尔的《鼠疫》出版了!

    海德写得很客观,没有加太多个人判断。他写道,《鼠疫》在法国首日售出八万册,远超左拉《娜娜》五年前的纪录;

    评论界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这是自然主义的顶峰,另一派认为这是对共和国世俗信仰的动摇;教会也介入了争论,吉博大主教的态度暧昧,既没有谴责也没有赞扬……

    海德在报告末尾加的那段话是:

    【该书作者莱昂纳尔·索雷尔此前多部作品在德国拥有广大的读者基础,但那些大部分不涉及德国政治,只能算是娱乐性读物。

    《鼠疫》不同,它的内容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与《1984》类似。监於索雷尔煽动民意的能力,请务必慎重对待。】

    海德把报告又看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什麽,然後封好信封,在上面写了收件人地址:柏林,威廉街77号,首相办公厅。

    他没有把报告直接寄给外交部,而是寄给了首相办公厅。这是他的习惯一一重要的文化观察报告,直接送给俾斯麦的办公室。

    外交部看不懂这些,他们只关心关税、条约和军备。但俾斯麦懂!这位首相虽然从不公开谈论文学,但他知道文学能做什麽。

    海德把信交给门外的信使,然後回到办公桌前,点了一根烟。

    他在巴黎待了六年,亲眼看着儒勒·费里推行教育改革,看着殖民派和反殖民派在议会里打得不可开交,看着雨果的葬礼变成一场政治角力……

    还有,看着莱昂纳尔·索雷尔一路崛起,一次次卷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斗争当中。

    他越来越觉得法国人有种德国人不太理解的本事一一他们能把一切政治问题变成文化问题,又把一切文化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鼠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本,写的是瘟疫和封城,但法国人读到的却是共和国、教会、科学和道德的边界。

    九月初,柏林,威廉街77号,上午十一点,奥托·冯·俾斯麦坐在早餐桌前,享用今天自己的第一餐饭他面前摆着的东西,只有一杯牛奶、一杯咖啡、两个鸡蛋、一块涂了薄黄油的黑麦面包,还有几片熏鲑鱼。

    这是他1880年中风以後,医生恩斯特·施韦林格给他制定的食谱,避免他的血管再次堵塞。而在这之前,他一顿早饭至少要吃掉12个鸡蛋、整整一篮涂了厚厚黄油的面包、一整条鳟鱼、几块牛排和大量的啤酒。

    如今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不再是当年那个普鲁士最有名的大胃袋。

    今天是星期一,例行文件批阅日。他的秘书库尔特·冯·施莱尼茨把一周积攒的重要文件分门别类,摆在他右手边的架子上。

    最上面是外交电报,中间是农业报告,最下面是内政部的各种通报。

    施莱尼茨知道俾斯麦的习惯一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听取报告,好及时地做出决策。

    等俾斯麦吃完第一个鸡蛋,他才开口:「最近法国有本新出版的,叫《鼠疫》,驻巴黎使馆和内政部都认为有观察价值。」

    俾斯麦接过文件,最上面是海德的报告,後面附了几份内政部的通报。

    读到那句「该书可能被我国反对派用作攻击行政体制的隐喻」时,他想了一会儿,然後才继续往下读。接着是《鼠疫》的简介、法兰克福海关的数据、巴伐利亚警察总局的报告、耶拿大学海克尔教授的信件摘要……

    俾斯麦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像在审阅一份军事情报。等他读完最後一页,盘子里熏鲑鱼也只剩下一小块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後开口了:「法国人终於写出一本诚实的书,虽然他们自己未必敢承认。」施莱尼茨没接话。他知道俾斯麦不是在跟他说话,而是在自言自语。

    俾斯麦把报告又翻了一遍,敏锐地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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