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魏门四贤【5K】 (第3/3页)
幸而十年下来他终于有了些许成果。
那便是——实学！
眼下与其说是他在解读《大学》，不如说是他在用《大学》注解“实学”。
关于“实学”，其实与“理学”一样起源于南宋。
当时以大儒陈亮为首的永康事功学派，批判空谈道德，倡“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因此与朱熹、二程的“理学”水火不容，争论不断。
只可惜最终还是朱熹笑到最后，“永康事功学派”自此没落数百年。
直到明朝中晚期，由于天下日渐衰败，天下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国之道。
其中海南大儒丘濬受永康事功学派启发，方才开创“实学”一脉。
丘濬与陈亮不同，他虽被人称为当代通儒，可同样有大量的政治实践经验。
其人历事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英殿大学士等职。
并且在当了六年大明首辅之后，年迈的丘濬才遗憾的在任上去世。
也正是因为他的特殊经历，导致他的儒家学说格外注重“经世致用之学”。
比如丘濬就曾经在所著的《大学衍义补》的第二十七卷《制国用铜楮之币》中特地写道——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而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是故其价有多少。
无独有偶，两百年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也提出了“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相似观点。
并且丘濬尤其注重经济之道，一直尝试建立以白银为基础，银、钱、钞三位本位制货币体制的模式，可惜受当时朝局影响，始终未能实现。
不过自丘濬之后实学对大明朝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渐大。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导致“实学”不如晚出现几十年的“心学”流行，也不如“心学”那么老少皆宜，通俗易懂，能入门且领悟的都是少数人。
丘濬死后明代实学便分裂为两大学派：
即：明体适用派、王霸并用派。
其中明体适用派主张恢复儒学“内圣外王”的精神，强调“学仕合一”，其代表人物有丘濬、吕坤、谢肇淛、陆世仪，顾炎武、李颙等。
而王霸并用派也可称之为“义利双行”派。
这一派主张复兴先秦的诸子学说，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都有所称颂，尤其是吸收了管、商的“功利”学说，不讳言“富强”，以“富国强兵”作为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其代表人物有张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启。
但无论是哪个派别，明代实学统一都摒弃“八股之习”与“道学之习”，这是明代实学思想家所共同针砭的目标，往往称之为“俗学”，以与自己所提倡的“实学”相别。
他们讲究“实用”，提倡“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他们抛弃道学家游谈无根的陋习，更多地注意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情，诸如农田、水利、河漕、盐法等等。
只可惜实学的影响力还是太弱，仅靠一两个大臣依旧无法改变局势，没有皇帝的支持与坚定的推动，实学的思想也没办法像朱熹的“理学”一样成为官学普及。
故此当明朝灭亡之后，实学仅仅只剩下顾炎武、朱舜水、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苟延残喘，并且由于南明内斗不断，彻底回天乏力。
结果历代实学先贤不断探索得来的经验，以及他们从明朝灭亡中得到的惨痛教训，竟然随着朱舜水东渡，在这个岛国传承下来，为日本所吸收。
唉，世事无常，每每思之都让人不由扼腕叹息！
当然，眼下魏哲倒没必要为那不知道还会不会存在明朝感慨。
对于魏哲而言，当下他亟需的是“实学”的精神！
是那种~实用、实学、实行、实政，主张“实心任事”的实事求是之精神！
尤其是以张居正为代表的“义利双行”派，正合魏哲心意。
毕竟如今距离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不到三百年，先秦的诸子学说还不像后世那么式微，在民间尚有许多传承，社会上也没有形成后世那么深刻的儒家烙印，对管子、韩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学还能大致保持一定的客观。
而这种开放的治学态度，正是魏哲所需要。
于是魏哲思量再三之后，当即以王朗与陈纪的辩经为例子，针对荆州宋忠的批判进行剖析，将他方才在藏经室中关于“义利之辨”的论调重复了一遍。从“义利双行”为切入点，告诉周瑜什么叫做“实事求是”，什么叫做“量知为用”。
“若为公义故，君子当不讳言利。”
当魏哲话音落下，周瑜自然不用多说，当场受益匪浅。
但更震惊的还是其他第一次听说这些见解的儒生们。
“以公利定公义，以私利定私义”之言，当场好似黄钟大吕一般，让他们身心舒爽，豁然开朗。
以往觉得疑惑之处，此刻瞬间感觉都有解释了。
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好不容易平复的心神顿时再度震荡。
因为连“义利之辨”都能解答，这无疑说明魏哲的学说是真的成立的。
如此一来，岂不说明魏哲关于“由凡入圣”的言论真的有机会实现？
一念至此，在场的无论是士子还是大儒看向魏哲的眼神都瞬间变得火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