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突恐怖组织大揭迷

    东突恐怖组织大揭迷 (第1/3页)

    “东突”的由来

    突厥原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民族的名称。公元6世纪至8世纪中叶，突厥族逐渐进入我国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上自西魏下至隋唐各朝代发生了多渠道、多层面的广泛交往。

    公元552年，突厥建立汗国，其鼎盛时期疆域非常辽阔。后分裂为东、西两个突厥汗国，8世纪中叶，东突厥被回纥人（即维吾尔族的祖先）所灭，西突厥则被唐朝所灭。西突厥的后代迁移到小亚细亚半岛，后来建立了奥斯曼伊斯兰帝国。随着东西突厥汗国的相继灭亡，其后裔逐渐融入了其他民族之中。11世纪以后“突厥”这一概念，已不是原先的突厥人，而是对突厥语系诸民族的统称。“斯坦”则是“地方”、“地区”的意思。“东突厥斯坦”（简称“东突”），这一名词最早是19世纪末期西方别有用心的殖民主义者提出的，他们把俄罗斯中亚地区称为“西突厥斯坦”，而把中国的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并编造出新疆是“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因此“东突厥斯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殖民主义者为肢解中国而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将“东突厥斯坦”作为他们分裂运动的名称，其用意昭然若揭。

    “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受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双重影响。泛伊斯兰主义是19世纪中期阿富汗人马丁鲁提出的，其思想核心是联合所有伊斯兰国家，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政治实体。泛突厥主义运动则源于沙俄统治时代受压迫的鞑靼人，其宗旨是要联合从小亚细亚到中亚的所有突厥语系民族，建立一个统一的突厥帝国。在这两种思想作用和影响下，就产生了新疆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简称“双泛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传入新疆。“双泛主义”一传入新疆，就受到当时中国新疆政府的大力压制，“双泛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和从土耳其留学归来的维吾尔族人麦斯武德被驱逐出境而流亡国外。

    30年代初，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双泛主义”者又陆续回到中国，此时他们已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这就是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简称“东突”）。当时中国正是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时代，新疆也是一片兵荒马乱，新疆省督军盛世才与支持哈密农民起义的甘肃军阀马仲英激战正酣。动荡的时代背景，给“东突”的发展提供了机会――1933年11月，“东突”分裂分子得到英国的支持在喀什建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1934年2月盛世才在苏联的支持下打败马仲英后兵进南疆，消灭了这个“共和国”。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虽然只存在短短三个月，却是第一次公开提出新疆分裂，是新疆分裂运动的开始，其衣钵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直承袭至今。

    喀什“伊斯兰共和国”被消灭后，“东突”运动的主要人物再次逃亡国外。其主要人物之一的伊敏就是在流亡印度时撰写了宣扬新疆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史》，并被“东突”分裂分子视为经典。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筹划肢解中国，在推行大蒙满计划的同时，也策划在中国新疆建立伊斯兰国，为此日本还收留了奥斯曼帝国末代苏丹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之子，准备让他出任新疆独立后的首脑。

    抗战时期，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玉素莆等“东突”分裂运动主要人物又回到中国，在中国内地出版刊物，宣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想。

    1944年伊犁、塔城和阿尔泰三个地区在苏联的支持下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苏联此举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支持新疆独立，而是要以新疆问题做交换筹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和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1945年8月中苏友好条约签署，达到了苏联的预期目的，因此苏联要求“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麦斯武德、伊敏、艾山等“东突”分裂分子也被安排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由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实权掌握在反对新疆独立的阿合买提江等人手中，因此最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无果而终，但事实上的独立一直维持到1949年解放新疆为止。因为这个伊斯兰政权是反对国民党的，而且并没有公然提出分裂的口号，所以新疆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从团结的角度出发，把这一事件称为“三区革命”，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将民族军改编为解放军第5军。但是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新疆解放后，麦斯武德被关押，伊敏、艾山等再次闻风而逃。“东突”分裂运动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因此而绝迹，分裂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根除，其影响依旧存在。只要有合适的环境条件，又会迅速死灰复燃。

    “东突”的发展

    “东突”分裂运动在20世纪后期开始恶性发展，近年来第一个发展趋势是联合，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东突”分裂组织大多是在境外，活动分散，而且规模和影响都较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苏联解体和中亚各国独立，给“东突”分裂主义者卷土重来带来了机遇。原先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东突”分裂组织达成了统一集中发展的共识，提出了“统一组织、统一纲领、统一领袖、统一武装、统一行动”的目标。先后出现了“伊斯兰真主党”、“伊斯兰改革党”等联盟性质的组织。

    1992年12月，“东突”分裂主义者在沙特、土耳其的资助下，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德国、沙特、土耳其、瑞士等国的30多个分裂组织的头目参加了大会。在此次大会上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国际民族联合委员会”，确定了国名（东突厥斯坦国）、国旗（月牙旗）、国歌（夏迪雅）和国徽，标志着境外“东突”分裂主义运动走向联合。

    1993年4月5日，美国、德国、法国、巴基斯坦、沙特及中亚等17个国家的“东突”分裂组织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突厥斯坦”国际会议，宣布建立统一流亡政府，任命热扎彼肯为“政府首脑”，发表了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中国施加压力，还声称将与“民运”组织、达赖集团进行“联合行动”。

    1996年10月在和田，来自新疆十几个州（县）的分裂组织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成立“伊斯兰真主党”，通过了党纲、组织建设等七项文件，这标志着境内分裂势力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

    第二个发展趋势是国际化。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趋势发展。中亚地区“东突”分裂势力的总头目莫哈里索夫就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近年来，“东突”分裂组织更是明确推行国际化的策略：扩大在中亚、西亚等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生存空间，淡化分裂活动的民族宗教色彩，而是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把分裂活动提升为“民族解放运动”，以争取西方大国的支持。为此，分裂组织的头目频繁与西方大国接触，并连年在西方国家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到处举办“东突厥斯坦问题”国际研讨会、展览会，并不断组织示威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因特网等现代通讯传媒的作用，扩大影响。

    诸如1994年4月，“维吾尔人国际联盟”在纪念“东突厥斯坦革命英雄”会议上决定，将“东突厥斯坦人民的悲惨命运问题拟定告联合国书”，妄图进一步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东突”分裂组织头目还拜会美国总统克林顿，递交了关于“东突厥斯坦”历史与现状的有关材料，向美国摇尾乞怜，希望美国能像帮助科索沃的阿族那样帮助“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东突”国际化的过程中，国际反华势力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纵容和支持，对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无疑是推波助澜。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等政要就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对“东突”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培训。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首次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克林顿在公开场合与“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执委会主席艾尼瓦尔会面，接受了所谓新疆维吾尔族人遭受迫害的材料和录像。霍普金斯中亚―高加索问题研究所和史密斯―里查德森基金会也派出专人前往阿拉木图，会见“东突”分裂组织头目。其它一些西方国家也利用“东突”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分裂组织创办了多种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民族政策。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已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加强宣传力度。目前境外“东突”分裂组织立足中亚这一前沿阵地，对新疆进行渗透：设立出版机构，出版煽动独立的书刊和音像制品；建立电台，使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乌兹别克语进行广播，大肆进行分裂宣传；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还不断派遣骨干分子入境，加强对境内“东突”分裂组织的扶持和领导；拉拢、收买、策反我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圣、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和颠覆活动；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人士，扩大分裂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宣传，煽动宗教狂热，最终目的就是进一步发展扩大“东突”分裂运动。

    第三个发展趋势是恐怖主义化。从地理上看，新疆在与中亚地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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