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像个说书的人 (第2/3页)
去世得早，据说，那时候父亲都还很小。随后，四处逃饥荒的刘氏父子倒插门来到了我们家，这个继爷爷对我的父亲一点都不友好，承接了所有恶继父角色该有的特质，无恶不作。记得有一次，我家的鸡走到他家的门口不小心拉了一坨屎，他一把菜刀飞了出来，瞬间我的宝贝鸡就被劈成了两半，母亲还指望着它能生蛋卖钱补贴家用呢。为此，母亲偷偷哭了一晚上。
继爷总是习惯用翻白的眼睛看我们一家。后来甚至还把我们一家从大房子里赶了出来，一家5口挤到大房子旁边的烤烟烘烤房里苟延残喘，勉强活命。烤烟烘烤房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雪化了到处渗水变成凝，身体再好，我的鼻涕也经常一吊一吊地在嘴边荡秋千。
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所有的中国家庭来说都还有一段比较困难的日子要熬，对于我家来说，就更难了。哪怕是过年，我们吃的也只是红豆炖萝卜，甚至有时候连红豆也没有，就煮豆壳吃，特别难咽，特别难消化。这时候，继爷和幺叔就会吧嗒着嘴嫌弃奶奶炒的腊肉又放多了盐，一边还骂我父亲没有出息。
时间一晃，来到了90年代，我到上小学的年龄。拿到父母东拼西凑的书学费，紧张又激动地朝着学校的方向一路狂奔，因跑得太快还摔了一跤，爬起来又继续跑。倒不是因为多想读书，而是想到去读书就能少干不少农活。学名都是去学校的路上，一个路人随便给取的，就像路边的阿猫阿狗一样，尽管后来我知道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但当时还是挺郁闷的。
一家人在十多平方米的烤烟烘烤房里住了好几年。为了早点搬出来，父母决定靠两双手在烤烟烘烤旁边下基脚、砌房子。没钱买砖，就自己家地里挖泥巴，然后借牛来踩泥，自己打砖，运到村里砖老板家的窑子里去烧，后来又上山背石头烧石灰，找亲戚借了点又去干苦力和卖了点粮食凑钱买了水泥钢筋……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辛苦之后，终于把两间红砖大平房修了起来。那时，我一放学就要去打砖，满身是泥，腰酸背痛腿抽筋，但不亦乐乎。
从烤烟房搬出来之后，父母又带着我种地萝卜、种樱桃卖，去给修公路、修电站的师傅们当下手拌灰浆或者挖泥巴，逢赶场天就去街上背着冰棒箱子在人海茫茫中叫卖5分钱一根的老冰棒，有时还走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去赶其他乡镇的场卖。于是，没过几年，我家又新修了几间房子，还买了电视。那时候能够买台黑白电视在十里八村是很有面子的事情，铝制电视信号接收器在竹杆上总是要被风吹歪了方向，所以每天想好好看看电视都得看天气给不给面子，有时候正看得精彩，一阵大风就把“天锅”吹翻在地，一家人开始急急忙忙分工，一些在下面守着电视等信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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