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茹冰无意失银元 金娃子有志去读书（5） (第2/3页)
然咱们三班铁三角还能在县城聚首。
东西哥坐在我旁边，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他只是在我碗里夹了一块回锅肉，肉片又肥又瘦，边缘煎得焦焦的，是我最爱吃的那种。他说：“到了学校，别忘了辅助线怎么画。”
我说：“画错了怎么办？”
他说：“画错了就擦掉重画。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敢不敢画之分。这道理，在讲台上也是一样的。你将来面对学生的时候，不会每一堂课都讲得完美——讲错了不要紧，承认错误，下次改进。你东西哥当年第一次公开课，紧张得在黑板上画歪了三个圆。后来想通了——圆歪了也是圆，只要圆心还在，歪一点怕什么。”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到街口的无字碑前。月光洒在碑面上，把那个新刻的“家”字照得清清楚楚。字迹在月光下显得有些歪斜，笔画还不够匀称，石屑还沾在笔画的边缘，没有被风吹净，摸上去有一种刚出生婴儿般粗粝的温热。我伸出手，摸了摸那个字，指尖沿着笔画慢慢划过——一点，一点，一横，一撇，一捺。
碑石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凉丝丝的，可摸在手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七杀碑就站在旁边，碑上的七个“杀”字被月光洗得发白，那些被张献忠刻上去的杀气，在这个夜晚全都消散了。
我想起甄贤婆婆给我的那枚银元。银元在我兜里，温温的，贴着我的大腿。我把它掏出来，在月光下翻来覆去地看。边齿上那道划痕在月光下泛着幽幽的银光，像一条细细的辅助线，从过去延伸到未来。
我想起第一次来茶馆学跑堂，拎着铜壶差点烫着客人；想起跟虚五去虚老幺咖啡屋“侦查”，被苦得龇牙咧嘴，虚五说“喝咖啡的人都是傻子”；想起在大舅家吃回锅肉，结果吃出了一场家庭风暴；想起陪甄贤婆婆去融金寺求签，无忧和尚说“云开见月明”，我妈把竹签紧紧攥在手里；想起东西哥在黑板上画下第一个圆，说“辅助线没有对错之分”；想起三表哥在田埂上记笔记的背影……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那个捆得结结实实的大包袱，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班车是那种老式的长途客车，车身漆着绿白相间的条纹，发动机轰隆隆响，车厢里弥漫着汗水和尘土的味道。我妈站在车窗外，眼圈红红的，却笑着朝我挥手，阿爷站在一边，手里端着一杯老荫茶——大概是刚从茶馆里端出来的，茶还冒着热气。
甄贤婆婆没有来送我。她只是站在街口的无字碑前，拄着拐杖，望着驿道东边的方向。她的白发被晨风吹乱了，她也不拢。班车从她面前开过的时候，我透过车窗看见她的嘴唇轻轻翕动，像是在说什么。我听不见她的声音，可我知道她是在说——路上小心。
刘二娃坐在我旁边，嘴里嚼着泡泡糖，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把糖纸剥下来，折成了一只纸鹤，递给我。
班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着，窗外的风景从农田变成了山林，又从山林变成了县城郊区的厂房。烟囱冒着白烟，机器的轰鸣声隐隐约约地传进来。路边有人在卖橘子，挑着担子站在路肩上，朝班车挥了挥手。我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心里头既有期待，也有一丝说不清的惆怅。
三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我会站在讲台上，像东西哥那样在黑板上画圆吗？我会在黑板上写什么字？我会成为甄贤婆婆说的那个“对得起学生”的老师吗？
到了县城，学校比我想象中大得多。校门口立着一块青石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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