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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9章 宗派重洗牌 (第1/3页)
麟德二十一年,春。蓝田法门寺的废墟早已清理干净,熔炉的热气与血腥味也已散去,但那场雷霆般的毁灭所激起的寒潮,却以洛阳为中心,迅速席卷了整个帝国的宗教世界。它不是终结,而是一场更为深刻、更为彻底的重塑的开端。在皇权与铁腕铸就的熔炉中,原有的宗教势力格局被彻底打碎、淬炼,即将按照新的蓝图,重新浇铸成型。
一、 余波与震慑
蓝田事件的详情,被御史台、礼部刻意渲染后,以邸报、公文形式,迅速传遍各道州县。奏报中详细“揭露”了法门寺如何“藏匿亡命、兼并田产、私蓄甲兵、蛊惑乡民”,更重点突出了其“公然诋毁《大云经》神授,谤讪朝廷,图谋不轨”的“大逆”之罪。最后的处理结果——“首恶伏诛,胁从流徙,寺产充公,违制建筑尽拆,铜像法器悉熔”——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钉子,钉进了天下所有寺观住持、道长的心头。
恐惧,是最有效的清醒剂。那些曾经对“限僧策”阳奉阴违的寺院,现在争先恐后地主动配合官府,清退隐户,申报田产,甚至主动提出捐献部分“多余”寺产以“报效朝廷”。那些曾对《大云经》及“女主当兴”之说私下非议、不以为然的高僧大德、道门领袖,要么紧急召集徒众,重新解读《大云经》,将其与《仁王经》、《本愿经》等传统护国经典强行勾连,论证“神皇临朝”乃“末法时代之明灯,众生之依怙”;要么保持缄默,紧闭山门,约束弟子不得妄议朝政、诋毁“正法”。
朝廷的回应迅速而明确。对于积极配合、主动“靠拢”的,给予表彰,赐额、赐紫、赏物,甚至允许其在“三教同风堂”的宣讲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对于态度暧昧、行动迟缓的,则派出御史、按察使“巡视”,清查账目,检点僧道名额,稍有不合规处,便严词申饬,限期整改。一时间,天下寺观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也人人思变。原有的,基于宗派传承、佛道高下的内部秩序,在朝廷绝对力量的碾压下,开始松动、瓦解。
二、 建制与规范
在恐惧的寒潮之后,是制度建设的暖流(或者说,是套上笼头的缰绳)。礼部祠部司下的“三教协调分署”职权迅速扩大,人员增加。在李瑾的主持下,一系列细化法规相继出台,构成了对宗教势力进行全面、系统管理的“天典”(仿唐律格式,此处可虚称为《三教协调令式》或《寺观管理新格》)。
首先,是严格的“额度”与“户籍”管理。天下各州县寺观的数量、规模、僧道员额,由朝廷根据州县人口、赋税、传统等因素,重新核定上限,称为“额设”。无额寺观,限期合并或拆毁。所有僧尼、道士、女冠,必须持有由礼部统一印制、地方官府加盖印信的“度牒”(出家凭证)和“戒牒”(受戒凭证),并登记于专门的“僧道籍”,相当于另类的“户籍”,严格管理其流动。私自剃度、无牒游方,皆以“私度”论罪,本人及收留寺观一体惩处。
其次,是系统的“考核”与“升迁”制度。借鉴官员考课法,对僧官、道官(寺观三纲、威仪等)设立“德、才、功、过”四格考绩法。“德”即是否“忠君爱国,恪守清规,品行端方”;“才”即是否“通晓经义,善于讲说,导人向善”;“功”即所在寺观在“劝课农桑、赈济灾荒、施医施药、修桥补路、协助教化”等方面有无实际贡献;“过”则记录其各种过失,尤其是“谤讪朝廷、诋毁正法、结交匪类、行为不检”等。考核由地方州县官主持,会同当地“三教协调分署”派驻官员及士绅代表共同进行,结果上报礼部存档,作为其升迁、赏罚乃至保留度牒的依据。这彻底改变了以往主要靠声望、辈分、宗派传承决定僧道领袖的旧例,将人事权牢牢抓在了朝廷手中。
第三,是全面的“经济”与“活动”监管。寺观田产,严格实行“限额”与“清丈”,超出部分,或没收,或强制“捐献”给官府用于公益。禁止寺观从事高利贷、大规模商业经营。寺观接受捐赠、举办法会等大型活动,必须向官府报备,所得钱物需登记入册,接受核查。更重要的是,所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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