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7章 草台班子

    第517章 草台班子 (第1/3页)

    就在北方大地天翻地覆的同时，南方各省也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执中。

    这场争执的核心，无关抗敌复土，无关安抚百姓，而是聚焦於一个最迫切也最敏感的问题一社稷不可一日无主，到底该拥立哪位宗室承继大统。

    南京朝堂之上，两大阵营针锋相对。

    凤阳总督马士英纠集了一批勋臣、太监，秉持「立亲」之说，坚决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上位。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直系长孙，是崇祯皇帝的堂兄，如今崇祯以及他的三位皇子都已被俘，按宗法伦序，朱由崧无疑是最具合法性的继承人。

    而以钱谦益、吕大器、张慎言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更倾向於「立贤」。

    他们看中的是潞王朱常涝，神宗皇帝的侄子，论亲疏差了一层，但据说此人素有令名。

    可这场看似「立亲」与「立贤」之争，其实骨子里还是万历朝「国本之争」的延续。

    早在万历年间，以东林党人为首的文官集团，为了阻止神宗立老福王朱常洵为太子，可谓是前仆後继，与皇帝斗了十五年。

    从「国本之争」再到「福王庄田之争」，双方积怨已深。

    一旦朱由崧登基，秋後算帐，东林党人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为了保住性命与地位，身为东林党魁、礼部侍郎钱谦益不顾路途遥远，两次从常熟赶往南京，以「立贤」为名，四处游说朝中诸臣，提议迎立潞王。

    凭藉其东林党领袖的声望与清名，钱谦益很快便拉拢了一大批拥趸；

    其中不乏南京兵部侍郎吕大器、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府詹事姜曰广等朝廷要而在这一众支持者中，最具分量、也最能决定局势走向的，则莫过於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史可法，字宪之，河南祥符人，世袭锦衣卫百户出身。

    早在崇祯元年，他便考中了进士，并被外放到了西安府。

    彼时的史可法还是一介小小推官，在三边总督杨鹤的指派下，负责安抚各地流民和归降的起义军队伍。後来，他又跟着卢象升在中原剿寇，从户部主事、员外郎一路升任南京兵部尚书。

    虽然南京中枢建制完整，设有六部、都察院、五军都督府等府衙，但却多为闲职，官员基本也是些养老、贬谪之人，权力有限。

    但唯独南京兵部尚书一职不同。

    自成化年间起，南京兵部尚书便固定兼任了「参赞机务」一职。

    这一兼职赋予了其统管南直隶军务的权力，地位远高於其他南京官员。

    有了调兵、统兵之权，因此史可法便与魏国公徐弘基、守备太监韩赞周组成了南京的最高决策层。但到了明末，勋贵势力早已衰落，徐弘基空有爵位却无兵权；而崇祯被俘後，守备太监韩赞周也没了依仗。

    如此一来，史可法便成为了南京真正的定策核心，能够同时号令文武百官，话语权无人能及。身为东林党人，他自然十分倾向於迎立潞王朱常涝。

    可以说，只要史可法下手快、以他南京兵部尚书和参赞机务的身份，联合守备勋臣，守备太监，宣布拥立潞王监国，那麽福王便再无上位的可能。

    但毕竟是传统文官出身，史可法心里很清楚，迎立潞王在伦序上站不住脚。

    一个是神宗的侄子，一个是神宗的亲孙子，谁近谁远，一目了然。

    如果强行拥立潞王，难免会被天下人指责为乱宗，继而引发党争内乱。

    因此，史可法便主动找上了凤阳总督马士英密商。

    他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一一迎立远在广西的桂王朱由榔登基。

    桂王同样是万历皇帝的儿子，论伦序仅次於福王；同时封潞王朱常涝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管全国军事。

    这一方案可谓是一箭三雕，既能避免福王上位，同时也能安抚东林党人、稳住马士英集团。为了说服马士英等人同意，史可法甚至还亲笔写了封信，言称福王有「七不可立」：

    贪财、好色、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字字尖锐，句句直指要害，双方很快达成共识，同意了这个折中方案。

    然而朱由崧却不干了。

    眼看上位无望，朱由崧当机立断，立刻派出了太监卢九德，秘密联系上了在江淮一带的黄得功、高杰、刘良佐三位总兵。

    他开出的条件也很直白，只要黄得功等人能拥立自己，基後必有厚赏。

    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几人万万没想到还有这茬。

    他们三人本是败军之将，没有功劳可言，在朝堂上更是毫无话语权，立帝一事轮不着他们掺和。可现在不同了。

    只要能拥立福王，他们也算有了拥立之功，一跃成为从龙功臣，自此便可飞黄腾达。

    没有丝毫犹豫，三位总兵立刻点头同意。

    而还在观望的刘泽清见状，也赶紧加入了拥立福王的队伍。

    眼看风向突变，原本还同意迎立桂王的马士英立刻翻脸，转身就投入了福王阵营。

    作为政治投机客，马士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他攫取权力的绝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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