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9：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第3/3页)
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啊”，宋律师说道。
“是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也清楚的了解了，关于这一些，就不用再纠结了”，宁致远说道。
“好的，你能明白就好，还有一点，我想跟你探讨下，刚刚也说了新的政策改革，但是，本质上讲，‘以审判为中心’并不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更不是‘以法院为中心’，虽然将证据的审查标准上升至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侦查工作的积极能动性，限制侦查人员合理使用推理的方法发掘案件事实的潜力，使得侦查工作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搜集证据上会变得束手束脚。
尤其是在某些疑难案件中，如强奸案件、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等，因这些案件具有极强的隐秘性，尤其是电信诈骗案件的科技化，侦查人员往往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为仅仅依赖于被害人陈述远远不够达到证明的标准的高度，仍需要其他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加以印证。
而对于相关证据的收集以及证明，往往是该类案件的疑难点问题，由此经常导致有案难立、有罪难定的情况，直接造成对该类案件的打击力度严重不足，这类案件也成为高危频发、屡禁不止的案件。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下，随着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的上升，对于该类案件的侦办可谓是难上加难。
对于这些案件，为了避免这种无法证明案件事实的情况，缓和审判高度的证明标准给侦查工作带来的压力，并基于打击犯罪的价值取向，应该给予侦查证明标准一定的弹性，积极发挥司法证明中推定的作用，即在既有的事实基础上，由法律规定或者由法官作出带有假定性质的事实判断。
在具备一定的事实基础时，收集的证据虽然不能达到完全证明事实真相的程度，但经过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可以达到“推定”的程度。这样，侦查机关在侦办这类案件时，可以把司法证明中的推定作为证明标准的目标，基于推定所需的基础事实去收集证据，并且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使证据符合‘量’的适当性以及‘质’的相关性的要求，使证据达到审判阶段的证明标准的高度，从而实现证明案件事实的目的，让案件顺利进入审判程序。
在这一点上而言，咱们之前讨论过的，承办没有把所有跟你有资金往来的客户全部找全，12个客户里找了7个，占比58.3%，单从比率上讲是不高，但是这7个客户发生的资金往来占比达95%以上，这样看的话问题也是不大的”，宋律师说道。
“我明白，就是说，如果没有客户不同的口供出来，那当下所有客户口供的一致性，就很有说服力，或者说就是可以视为完整的证据链条的对吧”，宁致远问道。
“是的，你也已经说的很专业了。办案讲的是证据，你之前一直所说的‘要排除一切合理性怀疑’，这个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排除合理性怀疑的前提是什么’？是先要有‘怀疑’，再去看‘合不合理’以及‘能不能排除’；
而现在呢，你没有这个选项啊，现在不是说有两种不同的客户口供可以去看，而是只有一种一致的客户口供，你所说的那些，没有得到客户的承认，无论你说的多么真实，都不会让别人觉得真实，这个道理你要明白”，宋律师说道。
“好的，我明白，我不会刻意的去重复、去强调，我只需要把一些东西引出来就行了，再去刻意强调的话反而就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了，对吧”，宁致远说道。
“不得不说，你还是在我接手过的案件过程中，聊起天来为数不多的很畅快的人，哈哈”，宋律师调侃道。
“我这是认清现实了，哈哈”，宁致远笑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