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你恨的究竟是祖国……还是母亲？ (第2/3页)
棒！都是昨天斯蒂芬·金那样邻家老爷爷传道授业的架势，恐怕很快就没人爱看了。
张潮和黎翊云又聊了几句爱荷华大学写作工坊的往事，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想到用英文来写？毕竟中文是你的母语，你应用起来应该更加自如。”
黎翊云顿了一顿，道：“因为我不想自己的被有些人看懂。”
张潮追问道：“有些人？哪些人？”
黎翊云紧紧抿着嘴唇，面色凝重，良久才道：“这个问题，属于我个人的隐私。或者，我应该问你一个问题，《消失的爱人》是一个美国故事，你为什么用中文表达。”
张潮笑道：“因为我英文太差了啊！而且即使我的英文书面表达好到像你这样，我也会选择用中文写，哪怕它是个美国故事。
在我的概念里，文学中至为准确、深刻的表达，唯有用母语才能做到。一门在思维成型之后学习的语言，无论学得多好，都很难触及它的本质。”
黎翊云不服气地道：“即使不能触及本质，作为全世界通用语言里单词最丰富的一门，只使用其中的常见词汇，也足够准确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张潮“呵呵”一笑，然后道：“比如说「王阿姨一边用手在我脑袋边比划出一支枪，一边教育我：如果你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有一天就成了罪犯。砰，你就完蛋！」？”
这段用的是中文。
黎翊云听完张潮所言，脸色变得煞白。这是2003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第一篇《那与我何干？》里的内容。
整篇以“我”为第一视角，以极其酷烈、直白的描写，铺成了几段“我”在特殊时代经历的暴力事件。
其中张潮念的这一段，是“我”在幼儿园时围观枪毙犯人时，幼儿园的一位“王阿姨”在“我”耳边说出一段毛骨悚然的话语的情节。
黎翊云略带颤抖地问道：“我没有授权任何人把这篇翻译成中文。”
张潮笑着解释道：“我只是请我的翻译做了点对话的准备工作而已，并没想要盗版你的作品——这段话我印象深刻，就背了下来。
不知道她翻译得准确吗？”
黎翊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喃喃道：“太野蛮了！太粗鲁！……”
张潮无奈道：“我说了，我们没想出版你的。作为对话的双方，我有义务了解你的作品。我的英文水平不够，看翻译是再正常不过的。”
黎翊云听完以后沉默了一会儿，才道：“这段描写，有什么问题吗？”
张潮道：“我很难想象在中文语境下，一个幼儿园的阿姨会对一个小孩子说一句这么‘不自然’的话——哪怕她被你设置得就这么专制、野蛮和无知，她说话的语序、语调也不该是这样的。
你在用非母语的英文写一个中国故事时，显然在表达上失控了。在我读来，她不像是一个中国的幼儿园阿姨，而更像是，而更像是……”
黎翊云道：“像是什么？”
张潮略思考了下，才道：“更像是19世纪英国或者美国的孤儿院、修道院里的教习嬷嬷，就是在狄更斯、马克·吐温里经常出现的那种。”
黎翊云闻言，过了一会儿道：“本质上，她们是一样的，一类人。都是某种扼杀儿童想象力和自由意志的工具，她们都是魔鬼。”
张潮笑道：“我不反对你把任何你憎恨的对象描写成魔鬼，这是每个创作者的自由。但是魔鬼与魔鬼也有不同，文学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呈现这种不同。
你在创作这些的时候，显然是以一种——恕我直言——有些‘笨拙’的英文思维来书写的。在无法精确描述自己心目中的人物与场景的时候，就‘套用’了某种司空见惯英语表达模板。
于是你笔下的‘魔鬼’丧失了文学意义上的独特性，只是某种空洞的象征和符号，是一个只供你自己唾骂的木偶，没有灵魂，只是用美国读者熟悉的方式，强化他们中的某些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黎翊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张潮，脸色依旧难看，手紧紧握着咖啡杯，指节都发白了。
张潮似乎没有看到对面女人的尴尬，而是继续道：“这就是我在写美国故事的时候，也要用中文的原因。我至少得保证‘原著’这一侧在表达上的准确性符合我的意图。
而‘翻译’的准确，我愿意交给我信任的译者，她有从容的时候翻阅词典，甚至询问更优秀的译者，让翻译也尽量贴近原著。
但作者是没办法时时刻刻停下来去查字典的。如果我用其他语言创作，也可能在两难中选择用简单的‘英文模板’。”
黎翊云忽然嘲笑道：“你刚刚不还说自己的英语差，看英文都要翻译。怎么突然又理解这么深刻了？”
张潮摊手道：“没办法，我的作品目前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